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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这其中，又分了术数和义理。

        术数，是从起因推究，而义理，则是从结果和表现推究。

        两者所依者，是心，故“养心至精明之至即可悟道”。

        故而从形上论，心道同一，而从形下论，心道依然同一，不过一为道之体，一为道之用。

        因此“其在我者，不可以不思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这句堪与西方“我思，故我在。”相发明，是王安石哲学研究的伟大之处。

        经过多年的研究，王安石还发现《礼记?月令》，《尚书?大禹谟》，和《尚书?洪范》三者论述五行之序是有区别的，他认为这也是合理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时之序，最容易认识，是表象；器之序，也就是国家律法典章，层次稍高；道之序，最为深奥。器序只是应用级别，而道序才是道之本体，最难掌握。

        因此表现在三篇经典上，《洪范》的重要性远大于《大禹谟》，《大禹谟》的重要性，远大于《月令》。

        然后总结道：“其相生也，可以相继；其相克也，所以相治。语器也以相治，故序六府以相克；语时也以相继，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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